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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见编剧维权地位边缘化署名权旁落编剧行业

发布时间:2019-04-04 05:53:17

传媒内参导读:近年来编剧行业问题层见叠出,编剧署名难、署名身份不清、讨薪困难、枪手编剧难以得到认可,行业乱象让编剧地位逐步边沿

传媒内参导读:近年来编剧行业问题层见叠出,编剧署名难、署名身份不清、讨薪困难、枪手编剧难以得到认可,行业乱象让编剧地位逐步边缘化。行业监管不力,编剧维权无门,既是乱象之一,也是乱象产生的缘由之一。

来源:金牌舆情官 已获授权

(ID:jinpaiyuqingguan)

近日,电视剧《莫语者》的编剧武瑶在朋友圈和微博上维权,直指片方欠薪,并引发多名编剧的注意和联合支援。

近年来编剧行业问题层出不穷,编剧署名难、署名身份不清、讨薪困难、枪手编剧难以得到认可,行业乱象让编剧地位逐步边缘化。

去年年底,电视剧《风筝》的编剧署名权曾引发争议,将编剧署名难问题再次放大,面对电视剧制作本钱不断走高,大明星、大制作、大IP成为了关注重点,但为何在如此情况下编剧地位却依然尴尬?在国产影视剧的创作进程中,编剧的究竟出于什么样的地位?署名权问题的背后是合同有瑕疵还是行业“潜规则”在作怪?

编剧行业乱象不仅体现在署名权问题上,编剧的生存状态让我们开始反思在影视剧行业蓬勃发展的今天,究竟有多少是虚假繁荣下的“萧条”,“署名权”的门槛究竟有多高?成为了我们解决署名权问题的第一步。

署名权VS无署名权

2014年播出的《北平无战事》年因宏大的叙事和深入的现实批评意义取得了观众的一致好评,但署名权问题也将这部热播剧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名为胡强和刘桉的两位人士突然对外宣称刘和平使用了他们的创作成果却未予二人编剧署名,并控告刘和平侵犯其编剧署名权,随即便向法院起诉刘和平,终究以胡强和刘桉败诉告终。

胡、刘二人虽参与剧本创作,但其本职工作是记录和整理刘和平的构思,并根据刘和平的口述内容来编写剧本,剧本体现的是刘和平的创作成果,胡刘二人对剧本没有独创性贡献,不能被认定是作者。这类“总编剧-编剧助手”模式是编剧行业常见的创作模式,而胡、刘二人所具体编写的剧本也未终究使用,而是使用刘和平重新以后的剧本,因此一审法院不认可《北平无战事》剧本使用了胡、刘具有独创性内容,也没有支持2人作为剧本共同作者的主张。

综上可知,很多时候署名权的取得,与工作量并不成正比,署名权的肯定是看剧本是否体现了该编剧的主要创作意图,并且剧本创作完成以后,在编排进程中的采用程度,这两方面共同决定的。很多时候有署名权,也并不是说署名权并不会遭到侵犯,“总编剧”“原创编剧”愈来愈多的行业术语让署名权纠纷再次升级。

总编剧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芈月传》播出以后虽差强人意,随之而来的署名权纠纷则让这部剧的处境变得为难。2015年4月,作家蒋胜男将电视剧《芈月传》片头署名为“总编剧”的王小平和《芈月传》制作方东阳市乐视花儿影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侵害编剧署名权为由诉至法院。一审、二审均为蒋胜男败诉,法院认为将王小平冠以“总编剧”并没有侵犯蒋胜男的署名权,蒋胜男与花儿影视公司签订的《剧本创作合同》约定的事实条件已达成,花儿影视公司有权决定王小平和蒋胜男作为剧本作者的署名排序,花儿影视公司肯定王小平为《芈月传》电视剧剧本的第一作者并未违反合同约定。

另一方面,花儿影视公司为王小平署名时冠以“总编剧”称谓的行为本身其实不违法,而王小平客观上发挥了指导性、全局性作用,蒋胜男在剧本创作中发挥了根源性、开创性的作用,为王小平和蒋胜男分别冠以“总编剧”和“原创编剧”的做法,与其发挥的相应作用匹配,并没有不当。(判决内容来自《法务之家》)

编剧胡坤认为,《芈月传》署名权纠纷背后折射的是全部编剧行业在保护创作成果、健全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上依然相对滞后,已远远跟不上行业快速发展的节奏。总编剧应当在多人剧本创作时给予总体建议和指导,而蒋胜男则是独立完成剧本,总编剧、独立编剧概念界定模糊,也让署名权纠纷难以得到更好的解决。

屡次易稿,编剧到底是谁

面对庞大的剧本创作工作,从剧本开始撰写到终究定稿,这其中常常是多次易稿的过程。电视剧《金婚》的编剧之一李东东曾将出品方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和作家出版社、编剧王宛同等告上法庭,认为后者在推出根据电视剧剧本改编的小说《金婚》时没有署自己的名字,侵犯了自己的著作人身权。但在法院的判决中,却裁定李东东基于《剧本创作合同》仅享有作为编剧的署名权,其实不享有剧本的改编权。

《金婚》创作前就签订创作合同,约定剧本著作权由出品方北京电视艺术中心、世纪星润公司享有,李东东及王宛平享有作为编剧的署名权。因此,鉴于小说《金婚》是由作家出版社聘请李东东、王宛平以外的第三人所改写,李冬冬其实不享有署名权。故面对屡次易稿的作品,具有署名权的则是有改编权的一方而不是原编剧。

“枪手编剧”生存考

枪手编剧的现状,也成为了编剧行业中“不能说的秘密”。“枪手”这个界定是相当模糊的。真正意义上的枪手编剧帮成名编剧写稿,只收稿费,对自己的作品没有署名权。而在稿费方面也是没法与成名编剧相比的,收入低、讨薪难让枪手编剧的生存现状变得更加困难。

面对这样的情况,维权在枪手编剧看来是一个非常冒险的选择, “还要在圈子混”是大部分枪手编剧面对行业内层层压制下最无奈的回答。

枪手编剧生存状态如此,大编剧在影视创作中的地位也其实不乐观,对于自己创作作品的话语权依然遭到多方挑战。

剧本随意改,话语权归谁?

“双宋之争”让我们开始思考在实践中剧本的话语权究竟归谁?大明星自带“编剧”属性,导演、制片人也不例外。但从法律规定的层面来看,谁是作品的权利人,谁对剧本有话语权,在剧本还没有卖出时,编剧对剧本享有完全的著作权。

以后,编剧将剧本卖给制片公司,即说明制片公司具有其作品的摄制权,从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的改变,这其中新作品的出现,就意味着制片公司行使了改编权,具有创作改变新作品的权利。

由此看来,剧本的话语权是归于编剧和制片公司的,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影视艺术的复杂性,“编写”“制片”“拍摄”在概念定义上就较为模糊,而3方的利益也相互联系并且时有冲突,因此,话语权的归属问题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常常是大相径庭的。

编剧维权路漫漫

“侵权本钱低,维权特别难”成为了编剧行业乱象丛生的缘由之一,“扒剧”成为了获得成功的最快途径,本来就势单力薄的编剧,在面对行业主管部门的松懈时,维权更是难上加难。在我国,抄袭剽窃之事在影视行业屡见不鲜,“琼瑶诉于正”案的背后是行业的不规范。不敢维权,不懂维权,让很多编剧行业内的问题恶性循环。

我国影视剧行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不健全的法律、淡薄的行业意识成为了编剧行业及影视业发展的重大隐患,合同权利细节模糊致使合同在实行的过程中存在瑕疵,并没有对未来将会产生的权利义务冲突做好准备工作,《风筝》的署名权之争,《莫语者》片方和编剧在总字数上存在严重分歧,即是此类问题的具体表现,“终稿剧本”和“完善终究收到剧本”的歧义,合同具体约定模糊,没有行业相干标准是编剧行业现存最大问题之一。

除此之外,合同内容无瑕疵,但是在实行的进程中难免会出现实行有误,面对此类问题,双方尽快协商补充合同条款,或按本来合同约定支付违约金,可以将双方损失降到最低。造成此次《莫语者》编剧讨薪事件的根本,就是合同在实行进程中存在瑕疵,中间一次合同的转接,盛夏星空拿走发票和合同的同时,却没有支付相应的稿费,履约顺序不清,事后没有及时补救,从而造成以后履约困难大。

行业监管不力,编剧维权无门,既是乱象之一,也是乱象产生的原因之一。在我国,编剧行业既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又没有构成和欧美国家相同的编剧协会,以保护相干利益不受侵犯,一个自由、没有构成体系的行业,争取行业“权益”成为了一个遥遥无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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